诸葛亮一直器重魏延 曾亲手提拔其为蜀汉高官

　　《三国演义》将蜀汉大将魏延描述成一个心怀篡逆的诸葛曾亲不义之徒，最后还是亮直中诸葛亮之计死于马岱刀下——历史自然不是如此。近几年来，器重关于为魏延这位蜀国名将翻案的魏延为蜀评论越来越多，各种观点莫衷一是手提。这些拔高魏延、汉高贬低诸葛亮的诸葛曾亲分析和评论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因为魏延确实是亮直有勇有谋的大将，诸葛亮在北伐后期确实没有重用魏延，器重这都是魏延为蜀事实。那么，手提诸葛亮是汉高不是始终不重用魏延?诸葛亮是不是心胸狭窄，嫉贤妒能，诸葛曾亲还是亮直另有原因?我认为：现有的分析和评论都是未得要领的;因为在诸葛亮与魏延关系中，魏延是器重一直受到诸葛亮的器重的;至于诸葛亮没有采用“子午谷奇谋”和在对身后人事的安排中冷落有勇有谋但是又孤傲的魏延，不是没有原因的，是一个政治家为国家稳定而被迫作出的无奈的选择。本文特对此进行一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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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延确实是有勇有谋的大将

　　据《三国志·蜀书·魏延传》的记载：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应刘璋之邀，入蜀进击张鲁，魏延以部曲投奔刘备。之后，他随刘备入蜀，因为骁勇善战，多有战功，所以被提拔为牙门将军，深受刘备信任。

　　刘备进位汉中王，政治军事中心将要迁到成都，这时候，需要一位独当一面的大将镇守军事重镇——汉中(今陕西汉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必定是张飞，张飞也以为必定是自己。刘备却拔魏延为都督，总督汉中，封为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时一军“尽惊”。

　　为什么“尽惊”?因为汉中作为蜀国的前进基地、魏蜀两军的缓冲地带，它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占据汉中进可北争关陇，退能南蔽巴蜀。这一点，明眼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杨洪这样对诸葛亮说：“汉中则益中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蜀将黄权也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3]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里表达得更为详尽：“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

　　刘备将汉中交给当时名气并不大的魏延。为提高魏延的声望，刘备大会群臣，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回答说：“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5]刘备非常称赞，众人都认为他的回答很有气势。

　　魏延镇守汉中的时期，正是蜀汉政权岌岌可危之时。建安二十四年(208年)下半年，刘备的荆州三郡被孙权夺去，关羽也被东吴杀害。刘备怒不可遏，在称帝后不久，就倾全国力量东征孙权，结果在夷陵之战中被陆逊击败。这一败，导致刚刚建立的蜀汉政权内部引起骚动和反叛，曹魏随时有可能进攻汉中。汉中是蜀汉的重要屏障，正是由于魏延治军有方，守卫得当，才使得曹魏不敢窥视汉中。

　　在魏延“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6]的苦苦经营下，汉中成为一个强大的、可以独立作战的前进基地。汉中一旦陷落，蜀汉必将不保。在魏延死后，王平等人在汉中沿用魏延的镇守方针，成功地击退过曹魏军的进攻。而蒋琬放弃汉中，南撤到涪县后，造成的最大问题就是蜀汉面对前线的突发事件反应时间大大增加。再以后是姜维虽然不断出击，也是因为基地太远，粮草供应困难，所以难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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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魏延曾经进献过“子午谷奇谋”：当时魏国派驻边防的安西将军夏侯楙乃曹操女婿，“怯而无谋”，因着与魏文帝曹丕的关系才获得这荷守一方重镇的职位。魏延看准此一机缘，遂请求诸葛亮分拨给他一万军队出子午谷，直接攻取长安;诸葛亮自领兵出祁山攻雍州，这样“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7]许多人认为，魏延的计划虽然冒险，但成功的可能极大;蜀汉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即使不能一举统一中国，至少有望将雍州并入蜀地。考虑到后来蜀汉灭于魏国之手，乃是由于魏国大将邓艾采取了相似的“奇险”战略，诸葛亮对魏延提议的否决，尤其让同情魏延的人们深感遗憾。

　　在分析诸葛亮与魏延关系的时候，有一点是许多论者都不应该忽略的，那就是：倘若没有关羽失荆州，没有刘备夷陵惨败，让蜀汉元气大伤，那么蜀汉“兴复汉室”的北伐就应该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规划的开疆拓土的两路出击，而不是后来诸葛亮因为实力不足只能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方略;如果是大刀阔斧的进攻，像魏延这样有勇有谋的大将是能够发挥出特长也可以建立更为辉煌的业绩的。可惜，历史没有给魏延这样的机会。在诸葛亮不得不“稳妥”进行的北伐中，有勇有谋的魏延确实有难以施展能力的困惑。

　　诸葛亮在北伐期间对魏延是器重的

　　诸葛亮加入刘备集团后，一直是坐镇后方，负责粮草供应，因此与在前方作战的魏延并无关系。直到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率军进驻汉中，才与魏延有了真实的接触。认真说起来，诸葛亮并没有对魏延有看法，也没有弃之不用;恰恰相反，他对魏延是很器重的。

　　《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建兴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建兴八年(230年)，在诸葛亮的第三次北伐中，魏延受命率偏师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魏延在阳溪大战。魏延大破郭淮、费瑶等，于是被提拔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等等。可见魏延的官职在蜀国还是很高的，而且都是“开府治事”后的诸葛亮亲手提拔的。

　　南郑侯，这是蜀汉侯爵中的最高级别，相当于县侯，系东汉侯爵制度中的最高级别。魏延受封之时正是诸葛亮当政时期;虽说诸葛亮不会根据私人好恶来代替国家用人政策，但也可据此初步断定诸葛亮对魏延还是器重的。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三郡叛魏”，形势大好。曹魏举国震惊，忙派兵抵御。诸葛亮没有采纳“论者皆言”以魏延、吴壹去据守蜀汉咽喉之地——街亭“为宜”，却“违众拔谡”，即让“言过其实，不可大用”[8]的马谡统领诸军与魏国名将张郃交战，自己也不亲临前线指挥，结果遭致街亭大败，使蜀汉失去了唯一的大好时机。

　　这次北伐没有重用魏延，说不上是有意冷落。诸葛亮确实是看错了人，所以他才“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9]他不但承担了失败的责任，而且把自己的错误公开宣露，以便接受大家的监督，记取教训。

　　关于魏延进献“子午谷奇谋”之事，因为没有历史实践，说它成功或失败均都是分析，所以不宜夸大它的作用。魏延在当时的职务中，有一条便是“丞相司马”。从两汉以来的官制可以知道，“司马”是专管军事的。魏延身为丞相司马，相当于诸葛亮北伐军的总参谋长，或者说就是诸葛亮的“军师”。参谋提出一条建议，是很正常的事，而身为主帅的诸葛亮也完全有权力通过或否决魏延的建议。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绝不可能因此影响诸葛亮与魏延二人的关系，更不可能形成所谓诸葛亮与魏延之间的矛盾，此后也有诸葛亮派魏延单独领兵之事就是证明。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子午谷奇谋”的记载出于《魏略》，与本传记载不同。由于《魏略》关于蜀汉事务的相关记载多与本传不合，甚至被裴松之批评为“妄说”、“敌国传闻之言”等，因此子午谷计本身的真实性令人怀疑。即使确有此事，诸葛亮也不会采纳“子午谷奇谋”这样的计策，因为它太“悬危”[10]。诸葛亮的北伐，实际上也犹如刘备征东吴一样，是倾全国之力进行的，所以不能冒险。冒险成功了则罢，一旦不成功就会导致国家的严重危机。所以，诸葛亮北伐的战争指导思想，主要是图谋稳当地在陇右建立基地，稳扎稳打，逐步推进。从蜀汉的实际国力、包括军力而言，对诸葛亮的北伐步骤，不能不认为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平心而论，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实在是过低估计了子午谷道路的艰难和强大的魏国军事力量。历史本来是不能假设的，这里不妨作一假设：诸葛亮采纳了“子午谷奇谋”，魏延率奇兵从子午谷直奔长安。子午谷道路崎岖，遇雨还泥泞，魏延军不能按预期赶到(建兴八年，魏使张郃率军由子午谷攻蜀，就因“大雨道绝”[11]，不能前进，张郃军只得退还);勉强走出子午谷时，长安的魏国守军已布好防守之阵;诸葛亮的大军也不能按期到达(几次北伐都推动不走就是证明)。此时的魏延及其大军，便只能懊悔轻率出征了;蜀国遭此重创，也再不可能组织像样的北伐了。

　　诸葛亮临终时“抛弃”魏延自有原因

　　诸葛亮对魏延应该说是器重的，但也确有冷落的时候，尤其是在他临终时，对魏延的冷落终于导致了魏延与杨仪的争斗及其败亡。

　　诸葛亮在临终之前的退军安排中，确实冷落了魏延。史书是这样记载的：“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使自发。”[12]这次战略性的会议魏延没有参加，不少替魏延喊冤的人拿出这件事来作为诸葛亮不信任魏延的证据。然而，诸葛亮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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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亮为何要让杨仪而不是魏延在他死后统领三军?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诸葛亮的北伐战略意图与魏延有差异。

　　诸葛亮的北伐，许多人只看到了他的“兴复汉室”之志和为此“鞠躬尽瘁”的努力，这是很不全面的。陈寿在撰写诸葛亮本传后就评论说：“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13]这是用史家惯用的曲笔之法，委婉地道出了诸葛亮的战略意图——即北伐战略是包括两个层次的：高层次的战略意图即扫灭魏国，兴复汉室，这个通常为世人所关注;另一个战略意图则是低层次的，即在敌众我寡，无法兴复汉室的情况下，起码要做到扩大蜀汉版土，震动魏国，使其不能对蜀汉用兵。对这个低层次的目标，却往往被人忽略了。

　　诸葛亮在上《出师表》准备北伐时，是抱着统一天下，“兴复汉室”的雄心壮志的。可是，诸葛亮虽决意北伐，然而当时魏、蜀两国实力对比实在是众寡悬殊。在当时的魏、蜀、吴三国中，蜀国是最小的国家;全国13州，蜀汉仅有一州;全国人口770万，蜀汉不到100万。诸葛亮以仅占全国约十分之一的人力和物力，欲完成统一全国的理想抱负，实在是难以成功的。第一次北伐，形势看似大好，结果却是失利，这让诸葛亮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此后，他虽然一如既往地坚持北伐，但是，已经发出了“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观也”[14]的感叹，这与《出师表》中“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15]的坚定信念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他的北伐战略虽然始终放在关中一线，却是从凉州绕一大圈的稳步推进，不再采取大的战略行动。这实际上无疑于宣布，“兴复汉室”只是一个遥远的理想罢了。

　　对诸葛亮关于北伐战略这样深层次的思考以及战略重心的调整，魏延显然是不理解的。作为军人，魏延是优秀的，但他是战术家而不是战略家。魏、蜀两国实力对比众寡悬殊的事实使诸葛亮在北伐时十分谨慎，因为蜀汉经不起折腾;而魏延却经常“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诸葛亮不同意，魏延就“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16]虽然这只不过是发发牢骚，并不影响他与诸葛亮的关系;但是，诸葛亮却明白魏延是很不愿意放弃北伐的高层次战略意图的。所以，诸葛亮不可能让魏延在他死后统领三军。

　　其次，魏延与杨仪的矛盾让诸葛亮“二选一”时只能选杨弃魏。

　　诸葛亮临终时，魏延是蜀汉最高级别的武将，作战勇猛，富有谋略且深得士卒爱戴。魏延是个标准的武人，本领大脾气架子也大，为人骄横，史书说他“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17]大家看在他是蜀汉第一大将的份上，都让他几分;可偏偏有个同样心高气傲的家伙不买他的账，这人就是“七郡上士”杨仪。杨仪是个文官，手上一兵一卒都没有，更没有过人的武艺，但他“长于规画分部，筹度粮谷”，能保证北伐大军足粮足兵，是蜀汉后勤第一人。谁都知道粮草器械对作战的重要性，所以杨仪仗着自己的功绩能力，是诸葛亮以下唯一敢对魏延说不的人。两个怀才傲世，心胸狭窄的奇才在一起共事，结果自然是水火不容，事事针锋相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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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延和杨仪之间交恶到什么程度呢?史书如此记载：“值军师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拟仪，仪泣涕横集。祎常入坐其间，谏喻分别，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祎匡救之力也。”[18]可见二人仇隙之深，已经无法化解。魏延和杨仪的交恶甚至还传出了蜀汉。“孙权尝大醉，问祎曰：‘杨仪、魏延，牧竖小人也。虽尝有鸣吠之益于时务，然既已任之，势不得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19]

　　魏延和杨仪二人对诸葛亮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人才，所以他对两人的态度是百般容忍，还继续委以重任。在当时异常团结的蜀国军政当局来说，有这两个异类，是很无奈的事。

　　由于以上原因，诸葛亮在临终之前召开关于退军安排会议时，必然面临在魏延与杨仪之间“二选一”的难题。魏延和杨仪都有本事，同时都难以和同僚较好地合作。不过杨仪会遵照诸葛亮的调度撤军;而如果遗命给魏延，他一定会抗命继续和魏国交战。由于蜀军长期以诸葛亮为核心，在这个时候和魏军决战，在战略上是相当愚蠢的行为。所以诸葛亮明智地选择杨仪指挥这次行动而“抛弃”了魏延。事实证明杨仪也确实不辱使命。至于这次会议没有让魏延参加，应该说是诸葛亮的无奈：倘若魏延听说诸葛亮将全权托付杨仪，说不定会出于不满而当场翻脸，这正是诸葛亮最不愿意看到的;更何况魏延的前军正和魏军对峙，也不便请他前来。所以，诸葛亮的这次安排也是出于全局考虑，并不是对魏延不信任。

　　事实证明，诸葛亮对魏延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史书记载，魏延得知诸葛亮死讯后，关心的不是退军而是继续北伐。他对费祎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20]不久，魏延即起兵与杨仪作战，最后军败身亡。魏延最后的败死有很大的必然性。他虽然智勇双全，但缺乏大局观念，而且性情高傲，经常以势凌人;因为他与杨仪的私仇，忘记了敌军大军压境的危险，更忘记了诸葛亮新逝、整个蜀汉的悲痛之情。在这时发动与杨仪的争斗，就会在无形之中将自己推上军心和民心的对立面，也就无疑将自己推上了死路。

　　所以，诸葛亮与魏延关系需要客观评价：诸葛亮对魏延是器重的，是在诸葛亮的战略框架下让他充分发挥了作用的;而之所以没有采用所谓的“子午谷奇谋”和在临终时“抛弃”魏延，也是有原因的。严格说起来，诸葛亮确实不能将他身后的蜀汉军国大权交给魏延;尽管他有勇有谋又资历老，然而他自身要命的缺点，使其难以堪当统帅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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