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多年的美丽谎言：康乾盛世根本就是扯谈

　　清朝是多年的美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而“康乾盛世"则是丽谎漫长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尤其到了乾隆时期，言康达到了最高峰。乾盛那时候清帝国疆域辽阔，世根达到1200多万平方公里，本扯仅次于元朝，多年的美国库白银充足，丽谎国民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一。言康

　　“康乾盛世”为很多史学家津津乐道，乾盛仿佛它是世根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可谓煌煌天朝，本扯泱泱大国，多年的美仿佛一片国泰民安，丽谎政通人和的言康景象，让人无比向往。

　　直到近日我翻阅家里珍藏的宗谱，看到里面的村史概况，记载着关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一幕幕慘痛的历史碎片时才发现，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这个盛世表面光鲜，实则是水深火热，危机重重。

　　因为是宗谱，仅限家族内传看，自然不会有太多的顾虑，较为真实的记载了那个朝代的情况，不同于官家修的史书，遮遮掩掩，粉饰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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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家乡马侯岭北部有一个名叫竹子坪的小村庄。马侯岭这个地名来源于一千九百多年前，东汉光武帝刘秀派出伏波侯马援将军平定交趾(现越南)叛乱,马援率领军队在此曾经驻扎修整，所以得名马侯岭。

　　村子四面环山，形成一个高山小盆地，状如莲花，村旁有大片竹林，青翠欲滴，这里海拨近千米，是典型的高寒山区，山高土薄，气温低，水稻产量不高，冬春两季常常云雾漫漫，遮天蔽日，仿佛整个村子消失了似的。解放前这里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通往外界，山势陡峭，道路狭窄，只能缓慢步行。

　　村里一共只有三四十户，一百多口人，是清朝乾隆年间从十几公里外的山下的老家迁来，至今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究竟是什么原因，逼得他们的祖先从交通方便，人口稠密的老家来到这虎狼出没，荒无人烟的群山中安身立命呢?

　　这就要从乾隆爷这位历史上少有的长寿帝王说起。

　　乾隆皇帝自诩为“十全老人”，他才华横溢，聪明绝顶，诗书礼乐，琴棋酒茶，无一不精，不过他自视甚高，不关心民间疾苦，又特别好大喜功，穷奢极欲。

　　他下令大修避暑山庄，所费亿万，又兴建有着”万园之园“之称的圆明园，园内各种奇珍异物，令人瞠目结舌。

　　乾隆的生母孝圣宪皇后60大寿时，从西华门到西直门之间的十几里的地方，一律张灯结彩，剪彩为花，铺锦为屋，每隔几十步还搭一个戏台，各省名伶，云集京城;南腔北调，轮番演出，用彩绢做高山，锡箔做湖海，大肆铺张浪费。

　　他还以南巡的名义六次下江南，带上一众皇后嫔妃，王公大臣，在众多禁卫军的保护下从北到南，沿京杭大运河而下，浩浩荡荡，好不威风。光御舟就有五艘，随行人员船只达四百多艘，仅拉纤的河兵就有三千六百名之多，总共人数达上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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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途要兴建大量行宫以及帐房以供他们住宿，这些人所吃所用耗费巨大，一切开销由地方承担，地方财政无力应付，官府只得通过提高盐税，增加田赋，纳捐这些办法来搜刮民财。

　　南巡的队伍所到之处，就像饥饿的海盗一样，将当地洗劫一空，使大批农民破产失去土地，流离失所，加之当时水灾旱灾频繁，灾民只有聚众揭竿而起。

　　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乾隆中期开始就暴发几十次农民起义的事件，清廷派重兵镇压，一些官军借剿寇趁机烧杀抢掠，大发横财，使得更多农民家破人亡，乞讨为生。

　　六次南巡就是六次折腾，无数民脂民膏化为乌有，只为博得君王一笑。

　　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我们的乾隆爷却依旧沉醉于酒色淫乐，吟诗做赋，生活极度奢侈，仅每餐吃饭就有一百多道菜，花费白银数十两，相当于一个四口之家一年的收入。在他的带头示范下，整个清朝统治集团都以奢为荣，竞相攀比，官员贪污成风，国家陷入了混乱。

　　清朝经过康熙，雍正和乾隆中叶以前的恢复和发展，生产力发达，国力强盛，每年国家收支都能结余500万两白银以上，康熙时府库存银5000万两，雍正六年府库存银6000万两，到了乾隆末期时库存却已告罄，只剩200万两。

　　乾隆六次南巡，五次登五台山，发动大小十次战争，大兴土木，修建园林陵墓，耗费了数亿两白银，透支了整个国家的物力财力人力，康熙、雍正两朝辛辛苦苦累积下来的雄厚基础被他一人败尽。

　　著名诗人郑板桥就写过一首《逃荒行》，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悲惨画面：“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长路迂以远，关山杂豺虎......道旁见弃婴，怜拾置担釜.......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注。”

　　竹子坪村的始祖罗代芝于乾隆元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的家乡属丘陵地带，山多田少，生产力低下，有限的土地被地主豪绅霸占，兼并，地主豪绅还拥有不负担税赋和徭役的特权，采用“飞洒”，“诡寄”等方式将自己的税赋摊派到农民头上，使得很多农民破产，沦为佃农，雇农，贪官污吏想尽办法横征暴敛。他的老家因处于湘粤古道旁，历来为军队过境屯扎之地，深受官兵之祸，在交完地租和各种税赋后，粮食所剩无几，代芝家里兄弟多，底子薄，生活得异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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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37年(公元1772年)代芝带着妻子，儿子迁往偏僻的竹子坪居住避难，在这里重建家园，开荒种地，养鸡喂猪，虽然在住的是茅草屋，穿着是粗布衣，却也其乐融融，这里山地多适合红薯、玉米生长，米饭掺上杂粮一日三餐吃饱还是不成问题，除了食盐必须要到山下购买，其他所有的生活物资在这里都能自给自足，山上的竹笋，蕨根，葛根，苦楮，面薯漫山遍野，自家吃不完还能挑下山卖些钱补贴家用，再者这里是高山峻岭，外人不易发现没有官差来打扰他们，也不用交租，宛如世外桃源。

　　因为生活艰苦，长期营养不良，再加上过度劳累，代芝搬迁到此地九年后就卒然离世，年仅四十六岁。

　　他的孩子在这里顽强扎根了下来，一代又一代。

　　无法想象，原来被吹得天花乱坠的“康乾盛世”竟然如此贫穷破败，灾难深重，百姓生活困苦，吃不饱穿不暖，这哪里是盛世分明是乱世，逃难的灾民成群结队，各地造反的农民起义队伍风起云涌，大清朝处于即将爆发的火山口，而昏庸的统治者视而不见，不闻不问。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痛恨乾隆的所做所为，将他列为臭名昭著的“三大酒肉皇帝”之一(另两个是隋朝隋炀帝杨广，明朝正德皇帝朱厚照)。

　　可以说，清帝国由盛转衰，清朝后期的种种祸根皆由乾隆亲手种下，说清朝亡于宣统不如说它实亡于乾隆，正是他自己为帝国提前敲响了丧钟。

　　康乾盛世，其实是一曲封建王朝回光返照的哀歌，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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