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李密为何失去天下霸权？他做了哪些失误决策？

　　当年三月，隋末失去隋河南讨捕大使裴仁基和其子裴行俨率众在虎牢关投降瓦岗军。李密接着，为何误决隋将秦叔宝、天下程咬金、霸权罗士信也都率部投降，做失隋淮阳太守赵佗也举郡归降。隋末失去四月，李密李密又亲自率兵3万攻占回洛仓，为何误决并大修营堑，天下初步形成对洛阳的霸权包围。在节节胜利、做失捷报频传的隋末失去情况下，李密见时机已经成熟，李密立即发布讨隋炀帝檄文，为何误决痛数其十大罪状，明确提出推翻隋王朝、建立新王朝的口号。

　　但李密并没有接受谋士柴孝和先入关攻取长安的建议，依然固执地发兵洛阳，瓦岗军与隋军在洛阳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大规模的对攻战。李密这种错误的战略决策使瓦岗军全军被阻顿于坚城之下，不得不面对一个又一个敌人，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无疑是一种送肉上砧板的愚蠢战略。不过，话又说回来，也正是瓦岗军牵制住了隋军的主要战略力量，使天下局势为之一变，李渊父子得以顺利地攻占长安。

　　瓦岗军与隋军在洛阳展开了拉锯战，双方前后打了六十多仗，互有胜负。正当双方的战斗如火如荼之际，瓦岗军内部出现了分裂。李密的瓦岗军首领之位是由翟让“让”出来的，形势的发展，不经意间会勾起人内心深处对已逝权力的渴望和追求。

　　翟让的亲信部将王儒信多次劝翟让做“大冢宰”，总统政务，以夺李密之权。翟让的哥哥翟宽也对翟让嚷嚷：“天子止可自作，安得与人?汝若不能作，我当为之。”(《隋书·李密传》)翟让自己也常说：“魏公李密是我把他推上现在的位置的，不过，未来的事情会发生什么变化，谁又能说得清楚呢?”正如鱼得水的李密听到这些话之后，如坐针毡，遂“有图让之计”(《隋书·李密传》)。

　　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十一日，李密设计在宴会上杀了翟让，同时遇害的还有其兄翟宽及部将王儒信。翟让旧部徐世勣被乱军砍伤，因李密制止及时，幸而得免，单雄信等人皆叩头求饶。李密大声宣布：“我与诸位同起义兵，共除暴乱。而翟让凌辱群僚，欺上瞒下，专行暴虐，图谋不轨;今所杀仅止于翟让、翟宽、王儒信三人，与诸位无任何关系，愿大家各安其职，共图大业。”这场不择手段的暗杀给瓦岗军的反隋大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翟让被杀后，瓦岗军内部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密之将佐始有自疑之心矣”(《资治通鉴》卷一八四)。瓦岗军的团结被彻底地破坏了。

　　隋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二月至唐武德元年(618年)正月，李密率瓦岗军与王世充在洛水边决战，王世充兵败如山倒，5万江淮劲卒只剩下数千人。遭此大败的王世充收拾残兵败将龟缩于洛阳城内，再也不敢出战。虽然瓦岗军多次获胜，但始终被困于洛阳坚城之外，不能完成占领洛阳的战略目标。

　　长期鏖战的结果使瓦岗军实力不仅没有增强反而在慢慢削减，瓦岗军的处境呈现颓势。

　　武德元年(618年)三月，宇文化及等在江都发动政变，杀掉隋炀帝，随后率兵10余万北上，气势汹汹地杀奔中原而来。李密全力对付宇文化及，他率领瓦岗军在卫州的童山(今河南浚县西南)与宇文化及决战，双方恶战了整整一天。此战李密被流矢射伤落马，幸得秦叔宝及时相救。获救后的李密组织部队稳住了败局反而取得小胜，迫使宇文化及改变行军路线，率残部两万人北上。

　　按照事前的约定，李密可以入东都辅政了。但野心勃勃的王世充怎么能心甘情愿地让李密插手洛阳事务呢，于是发动宫廷政变，独揽了洛阳大权。在入洛阳途中听闻此事的李密无奈只好返回原驻地。时光似乎又回到从前，依然是瓦岗与东都的对峙，但内中的格局早已今非昔比。杀翟让后，李密“颇自骄矜，不恤士众”(《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加之，他多信用隋朝旧将，引起瓦岗军士的怨愤。此外，李密虽据粮仓，却无府库，有功将士得不到赏赐，也暗生不满。这意味着看似人多势众的瓦岗军内部潜伏着严重的危机。而王世充新掌大权，可以自由调派人马，实力大增。

　　这年九月，王世充与李密在偃师展开了生死存亡的大决战。这一战，李密一败涂地，再无回天之力，曾经风云一时的瓦岗军刹那间灰飞烟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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