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故宫前辈的两个“极端”

故宫的极端前辈们在战火中保全了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这离不开坚韧与顽强，祝勇还有乐观主义精神。故宫

“国宝的前辈长征——故宫文物南迁纪念展”展览现场

当着前辈谈论故宫文物南迁，我感到既荣幸，极端又惭愧。祝勇余生也晚，故宫没有经历过那样一个波澜壮阔、前辈艰难困苦的极端时代，我们不过是祝勇通过文献档案或者实地调研去向那个时代靠近，然而我们用文献和档案构建起来的故宫南迁与真实的南迁并不是一回事，与我们前辈所经历的前辈南迁更是有着很大的距离。

身为晚辈，极端我们也只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祝勇工作，更伟大的故宫是我们的前辈。当我们喝着咖啡、眼睛盯着电脑里的文献的时候，他们正穿越风雨与战火奔走于道途；我们的困惑或许只是资料缺失怎么办，他们的困惑则是明天一早日本飞机就要来投炸弹，他们带着数千箱的文物何以全身而退。我们的两位老院长——易培基、马衡先生，我们的前辈——庄尚严、梁廷炜、那志良、欧阳道达等先生，为国家、民族作出的贡献不可车载斗量。

关于故宫文物南迁的意义及其深远影响，我在这儿只想谈一点细微的体会。这几年我陆续到访过一些南迁途经地，没有全部到达，但是去过一些地方，还写了《故宫文物南迁》和《国宝》这两部书稿，心里或多或少有一些感怀，与诸君分享。

我最想说的一点，就是在整个南迁的过程中，文物存放的条件是特别讲究的，尽管当时战火纷飞，物质条件非常艰苦，经费不足，马衡先生担任代理院长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就是哭穷，但是我们的前辈绝不亏待文物，竭尽当时最好的条件来存放文物。

比如南京的朝天宫库房，1936年底建成，钢筋水凝土的建筑，在当时就有空调设备，我想，放眼当时整个亚洲，这样的文物库房也是首屈一指的；重庆川康平民银行，主体构造是钢结构的，大厅里柱子一律是由厚厚的钢板打造，一楼库房的密码门是德国造的，一发炮弹打不透；最惨的是安顺，为了防轰炸，文物存放在华严洞里，但还是仿照日本正仓院的格局在洞内修建了文物库房。可见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的故宫前辈对文物的安放是何等的精心。

再看他们的生活条件，却已到了最低水准，比如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就在底层百姓居住的居民区里，怎么看也不像故宫的办事处。我想，故宫的办事处怎么也得在国际饭店吧。我还记得一个细节——文物东归以后，我忘了当时是哪个机关，因为迁走了，就把他们的宿舍给了故宫，把被褥也留下了，故宫的老先生们以为捡了一个大便宜，要不然连被褥都没有。没想到他们把被褥掀起来一看，背面全都是臭虫，密密麻麻的一层臭虫。但他们依然舍不得丢掉，只能在有太阳的时候晾晒被褥。在南京，文物依旧贮存进了朝天宫库房，这些文物守护者住的，却只是四间铁皮活动房屋，说是房屋，比睡在马路上强不了多少，夏天热冬天冷，只是在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起一点遮风蔽雨的作用而已。可见我们的前辈当时的条件是何等的艰苦，这种艰难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

这两个极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是极端地讲究，对文物的存放条件尽其所能地讲究；另一方面是极端地不讲究，对自己的生活条件丝毫不讲究。他们没有任何怨言，这是我在寻访南迁遗迹过程中留下的最为深刻的感受。

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总结了故宫文物南迁的六种精神，我觉得十分准确。这是故宫人的精神，也是民族精神。我再补充一个精神，就是乐观主义精神。前辈们虽然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但他们并不悲观。他们不觉愁苦，没有抱怨，是发自内心的无怨无悔。我们看庄尚严先生的诗词，写得那么恬淡、优美；刘峨士在安顺给庄尚严先生画的像，身着长衫，头戴斗笠，手握一卷书册，丝毫没有流落异乡的仓皇之感，却别有一种脱尘处世的洒脱，我记得李霖灿先生说过：“我们都欣赏慕老（指庄尚严）那一种风神飘逸之美”；他们留在照片上的表情，也是那么静穆而平和，最典型的是黄居祥先生，脸上永远挂着微笑。黄居祥是在安顺加入故宫的，安顺生活的艰苦，我们看徐森玉先生的日记就会感受到，但身在困苦中的黄居祥，脸上始终洋溢着微笑。

这些都表明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充盈的，他们从内心里相信抗日战争能够胜利，文物南迁一定会取得圆满结局，因此在漫长的南迁旅程中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

故宫的前辈们在战火中保全了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当然离不开坚韧与顽强，但仅有坚韧与顽强也是不够的，还有乐观主义精神。目前，“国宝的长征——故宫文物南迁纪念展”正在上海历史博物馆举办，前辈们这种乐观精神充溢着他们的字里行间，我们今天通过他们的书法、绘画、诗词、日记都可以看到。（祝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