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名臣曾国藩一生多病却能高寿的养生之道

一生多病的清末曾国藩，历尽惊涛骇浪，名臣终于在同治十一年(1872)走完人生的曾国最后一程，享年62岁。藩生这个寿数，多病的养道在今天看来也许并不算高，高寿但在一百多年前，清末这已经超过了当时国人的名臣平均寿命。正是曾国因为这个原因，曾国藩的藩生养生治心之道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尤其是多病的养道在健康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关注点的今天，他的高寿养生治心之道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或思考的呢?

一治身与治心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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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心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清末”在养生问题上，名臣曾国藩有这样一句经典的曾国总结。他力图做到身心并治、口体兼防，要旨是养生以治心为主，以不药二字为准。他曾在家书中指出了具体的治心与治身之法，“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阳恶曰忿，阴恶曰欲。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刚恶曰暴，柔恶曰慢。治口之道，二才交惕，曰慎言语，曰节饮食。凡此数端，其药维何?”“不药”二字始终贯穿他的一生。治心的关键在去忿去欲，治身关键在去暴去慢，治口之道在慎言节食。

曾国藩本人患有牛皮癣、耳鸣、失眠、眼疾等多种常见慢性病，但他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吃药。他的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鸿体弱多病，然而，他仍然告诫他们不要随便吃药。同治五年四月十日，曾国藩给两个儿子写信，“尔虽体弱多病，然只宜清静调养，不宜宾施攻治。庄生云：‘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东坡取此二语，以为养生之法。尔熟于小学，试取‘在宥’二字之训诂体味一番，则知庄、苏皆有顺其自然之意。”又说，“养生亦然，治天下亦然。若服药而日更数方，无故而终年峻补，疾轻而妄施攻伐，强求发汗，则如商君治秦、荆公治宋，全失自然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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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在宥”，是指自在宽容。这是庄子无为而化的思想，曾国藩以此来教育孩子养生在养心，养心在于自在宽容，即他所说的“广大”。相反，随意吃药则是违背了自然规律，是“妄施攻伐”，从外部干预身体内部。他又用苏东坡的诗来进一步阐明其理：“东坡《游罗浮》诗云，‘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下一‘存’字，正合庄子‘在宥’二字之意。盖苏氏兄弟父子皆讲养生，窃取黄老微旨，故称其子为有奇志。以尔之聪明，岂不能窥透此旨?余教尔从眠食二端用功，看似粗浅，却得自然之妙。尔以后不轻服药，自然日就壮健矣。”

苏东坡一生历尽曲折，然而，他却能笑对这一切，故而得养生之道。曾国藩亦希望孩子们以苏东坡为榜样，不要轻易吃药，只要心存自在宽裕，自然就能健壮。

同样，他对几个弟弟也是以“不药”二字相劝。同治元年七月二十日，曾国藩对季弟曾国葆容易发病，而又喜欢随意服药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他说：“吾在外日久，阅事日多，每劝人以不服药为上策。”还说，“余所虑不在于病，而在于服药，兹谆谆以不服药为戒。”

九弟曾国荃处南京前线，一度“肝病已深，痛疾已成，逢人辄怒，遇事辄忧”。同治三年四月十三日，曾国藩写信对他说，“此病非药饵所能为力，必须将万事看空，毋恼毋怒，乃可渐渐减轻。蝮蛇螫手，则壮士断其手，所以全生也。吾兄弟欲全其生，亦当视恼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嘱至嘱!”曾国藩认为，肝火上窜，血不养肝，此断非药所能为，必须放心静养，不可怀忿怄气，不可提心吊胆，总以能睡觉安稳为主。就是说此病来自心理上的隐忧与畏惧，心病还需心药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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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药到病除，然而，曾国藩始终相信，良药难治该死的病，许多时候，病在心间，不去除心病，再好的药也无济于事。失眠是困扰曾国藩的一个长期病症，他认为失眠主要是因为心气不平和的原因，很严重，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但重视之表现是用调养心气平和的方法来治疗。

二养生与为学并进

曾国藩养生治心之二法，是养生与为学并进。同治十年十二月五日，曾国藩正式提出“养生六事”，他说：“吾见家中后辈，体皆虚弱，读书不甚长进，曾以养生六事励儿辈：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时，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此皆闻诸老人，累试毫无流弊者，今亦望家中诸侄试行之。”又说，“养生与为学，二者兼营并进，则志强而身不弱，或是家中振兴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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